下一个美好时代在哪里？|| 大视野
· 秦朔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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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快要过半。这半年全球重大新闻几乎都是负面。新冠疫情，弗洛伊德事件，世界经济陷入低谷，失业潮、倒闭潮、债务潮，“去全球化”升温，中美关系再降温，等等。
唯一的好消息可能是数字化发展。但社交媒体上的极化与撕裂，也在加剧焦虑。焦虑到一定程度，就开始猜测战争。
新冠疫情是2020年的最大标签。累计确诊感染人数很快会突破800万。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6月11日通报说，“欧洲情况在改善，但全球总体疫情在恶化。过去两周的大部分时间里，每天报告新病例都超过10万例”，“现在最大的危险是自满。研究表明大多数人仍然易感”。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6月1日宣布，在赤道省的一个卫生区暴发了新的埃博拉病毒疫情，4例已经死亡，存活的2例病人正接受治疗。谭德塞说：“这提醒我们，COVID-19并不是人们面临的唯一健康威胁。”
对疫情的惶恐加剧了自我封锁和相互封锁，这又和全球化的分化相一致。英国今年1月31日正式脱欧，过渡期到今年底，6月12日英国和欧盟确认，英国不会延长过渡期，从2021年1月1日起将“重获政治和经济独立”。
今年还发生了原油价格暴跌危机。除了需求疲软，背后是沙特、俄罗斯和美国的三角博弈。如果未来人们出行减少，或更多使用电力，石油需求短期内很难恢复。电气化的能源供给将更多地依赖光伏、风力发电和电池，这又会形成新的能源地缘政治，从过去追逐油田到追逐稀有金属矿山。
乱世中需要方向、共识、互助。但2020年全球领导力异常缺乏。无论是疫情削弱了美国的领导力，还是美国主动放弃了领导力，结果都令人沮丧。一位日本学者说，世界正朝“零大国”时代发展，美国维持世界秩序和提供国际公共资源的意识和能力都在明显下降，但当前也没有国家能取代美国。
我一向乐观，但这半年感到，时间越是推移，事态越是发展，不乐观越是增加。
上周我和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交流，前不久他带头参加了“深圳十峰”全面健身登山活动，从梧桐山、七娘山、大雁顶到莲花山，每天早上四五点起来登山，九点之后干其他事。双休日一天登两座山。很快就登完了。他说，我又回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那种状态。他在以色列读书，做风险投资，做“深潜”项目，做公益，做华大联席董事长，做中日间的沟通，做N多的事。
城市动起来，走出新冠阴霾，这是“深圳十峰”活动的出发点。69岁的王石的状态启发我，面对外部变化，抱怨于事无补，总是要动起来，做好能做的事，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变化的俘虏。
2020年诸多危机的叠加爆发，不会轻易散去。深度的危机，需要深入的思考。
对置身现代化、全球化大潮的中国人来说，几乎没有谁怀疑现代化、全球化的价值。现代化是中国百年之梦，也是圆梦的现实路径；融入全球化为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天时地利，中国也是全球化的极大受益者。
我仍然相信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方向，但也意识到，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内涵，以及利益的分配，需要再定义和再平衡。疫情按下“暂停键”也是对过去某些发展模式喊停，强制调整。这里的核心在于，人类的发展如何不逾越环境的承受力，和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度。
我不知道下一个美好时代何时开始，但我知道，下一个美好时代一定和从高碳到零碳，从熵增到熵减，从聚敛到普惠，从脆弱到安全等等相关。人类需要的发展应该是可持续、可信任的发展，否则一定会失衡、失序、失灵。
人类需要一次洗礼，企业也需要自我超越，建立新共识，弥合旧裂痕。
最近我先后参加了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深圳）举行的“新冠疫情与新商业文明”研讨会，领教工坊、秦朔朋友圈、《南风窗》等发起的“成就美好企业——新鹅湖之会”，提出了“中国企业要做到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的统一，践行商业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建立文明的资产负债表，全面反映企业的社会成本占用和社会价值贡献”等观点，我也从一些企业家和专家的分享中获益匪浅，在此和大家进一步分享。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如果人类发展只有亢奋进取的阳的一面，没有和谐共生的阴的一面，环境将无法承受。
从1万年前到工业革命发生，地球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基本保持在280ppm（ppm为百万分之一的计量单位）。这是一个评估基准线。1958年的浓度为316ppm，1960年代之后浓度陡升，到2016年每个月的浓度都超过400ppm。2019年5月11日，夏威夷莫纳罗亚天文台探测到的浓度突破415ppm。
地球有这么高的二氧化碳浓度，上一次是在300万年前，那时地球温度比现在高2到3摄氏度，海平面比现在高20米，南极冰盖超过1/3融化。环境科学家认为，人类正朝着300万年前的“上新世中期”持续前进。
2013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对未来所做的最悲观预测情景是：人口爆炸、技术停滞、排放不断增长，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将在2250年达到2000ppm。这个水平接近侏罗纪恐龙生活的年代，地球温度将灾难性地上升9℃。
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协定》设定的目标是：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之前水平的升高控制在2℃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之内而努力。
我把新冠疫情的“暂停键”视为给人类的反思时间，用来延缓过猛和过于粗放的生产活动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危机的大爆发。很多研究证明，气候变暖与极端天气频发，加剧了物种变化与变异，提高了流行性病毒出现的概率，而且当它们出现时，人类往往不明根源，束手无策。
远景能源集团的创始人张雷说，如果任由这种不可持续的模式继续，未来的上海可能会变成海上。
在张雷演讲前，原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说，气候变暖有两个原因：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联合国的报告明确指出90%是人为原因，即工业化、城镇化过度开发，过度使用石化燃料，等等。他提出，今天要重读《寂静的春天》和《增长的极限》这两本书。
张雷说，这两本书我都看过，两位作者都是女性。
《寂静的春天》是蕾切尔·卡逊写的，反映了滥用农药给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后果。1964年，《寂静的春天》出版后几个月，蕾切尔死于癌症，但她的声音并不寂静。1970年4月22日，美国掀起声势浩大的环境保护运动，约2000万人参与，这一天后来被确立为“世界地球日”。蕾切尔曾说，“我们关注宇宙中自然奇观和客观事物的焦点越清晰，我们破坏它们的尝试就越少”。
《增长的极限》是由罗马俱乐部1972年3月完成的一份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1973年石油危机后得到广泛关注。该书的第一作者德内拉·梅多斯是一位女性，她还写过9本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著作。她于2001年去世。
张雷发现，女性领导者都非常重视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今年1月达沃斯论坛期间，芬兰首相桑娜·马林、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挪威首相埃尔娜·索尔贝格都在谈论为世界实现零碳排放、解决气候危机而努力。她们都是女性。欧盟委员会新上任的主席冯德莱恩也是女性，她强调环境保护是“最紧迫的任务”，为此提出《欧盟绿色协议》，欧盟在2030年前必须把碳排放量降低到1990年碳排放量的50%。
冯德莱恩说，仰赖石油与污染来刺激经济成长的策略已过时。绿色协议不仅能降低碳排放量，也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刺激更多的创新想法。
过去两年，瑞典的女中学生、环保少女格蕾塔·桑伯格成为全球网红。她的名言是“没有人因为微不足道而不能做出改变 (No one is too small to make a difference)”。
桑伯格在斯德哥尔摩长大，她尤其担忧北极冰雪融化的威胁。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如果人类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胁，那就没必要谈其他事情了。只要一打开电视，一切就都是关于气候变化的新闻。”
2018年8月25日，桑伯格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学校上课，而是走到议会大厦门口，为了气候问题而罢课抗议。此后每周五，她都会准时来到议会大厦门口，拿着“为了环境，罢课！”的牌子，静坐抗议。在她罢课两个月后，斯德哥尔摩有数百名学生加入其中。
当女性为可持续发展呼吁和行动时，男性掌权者在想什么？2018年5月，张雷参加了由梵蒂冈教皇召集的各大石油公司CEO的会议，在闭门会讨论气候危机时，所有能源公司CEO都说他们有股东利益在背后，无能为力，一些大型投资基金也表示，作为受托人，他们有fiduciary duty （受托责任），要给投资者最好的回报。
他们的意思是，为了股东利益，即使对环境有影响，也没有办法。
这时张雷问：“在座各位都非常清楚，巴黎协定也刚签署，在座有没有人认为我们在本世纪末可以实现2℃之内的温升控制？认为能做到的请举个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这时又是一位女性发声了，她是一个国家主权基金的负责人，她说我们不能这样，不能看到地球就此沉没。
一年后这批CEO和基金管理人又聚在一起。一位石油企业的CEO对张雷说：“这一年我们做了很多可持续方面的投资，有了很多变化。原因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但是，是真实的故事。”
原来，这位CEO有一天回家，看到女儿非常沮丧，哭了一晚上，临睡前才告诉他：“爸爸，你是石油公司CEO，但今天在学校，老师和同学告诉我，石油公司正在破坏人类的未来，改变气候和环境。我感觉非常耻辱。我曾经以你为荣。”
就像桑伯格的一个停学行动影响到整个欧洲，全球最大石油公司之一CEO的行动改变，源自女儿的遭遇。
“没有人因为微不足道而不能做出改变。可再生能源的成本遵循摩尔定理持续下降，今天已经显著低于化石能源的成本。每个人只要有善良的初心，形成社会共鸣，不经意间都会影响和改变社会。”张雷说。
5年、10年前，就有不少医学专家和科学家对全球传染病的危险发出呼吁。但面对这一“灰犀牛”，甚至是“房间里的大象”，所有人装作看不见。最后，该来的还是要来，而且一来就不会轻易走开。
如果有更多女性担任组织领导，世界会不会更美好和和谐？
如果我们把猜忌、仇恨、戾气、欺凌、不公平、以邻为壑等等也视为碳排放的一种，如果通过大数据和算法可以时时发布全球各地人们情绪的碳排放指数，我们会不会更加克制和明智？
在新冠疫情中我和很多企业家交流，问疫情对他们的思想有何影响。有一点很意外，几位企业家不约而同地说，如何解决好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使社会更加“橄榄化”，非常重要。疫情让强者更强，行业集中度更高，对他们这些龙头、冠军来说当然是好事，但如果弱者只能被收购或倒闭，贫弱者规模扩大化，一方面会使社会有效需求上不来，另一方面也会导致贫弱者增加对富强者的负面情绪，都不是好事。
在我看来，解决贫富分化，靠重回平均主义、“劫富济贫”是断然不行的，关键还是要从制度上强化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保障和公平待遇，提升其人力资本，并创造更好的社会流动性。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指出，很多农民工由于没有获得城镇户口，没有享受到与城镇户籍人口完全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解决不了退休以后的养老问题，解决不了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的问题，解决不了孩子的教育问题，因此不能成为稳定的劳动力供给者，也不是一个稳定的消费者群体。他说：“我的同事也做了一个分析，农民工在不改变就业、不增加收入、不改变其他所有人口特征的情况下，只要获得城市户口，他们的消费就能够提高27%。这表明我们目前的户籍身份给了农民工太多的后顾之忧，使他们不敢正常消费。”
不过，在促进普惠与包容性发展方面，企业还是可以付出很多努力。美国100多年前的“进步主义“时代，就在反对垄断和过度资本化（over-capitalization）、促进自由竞争、保护劳工权益等方面采取了很多举措，缓解了资本与劳动的矛盾。
在最近的研讨中，我看到的一个从企业内生角度帮助解决贫富分化、实现普惠发展的趋势，就是让劳动者更多地参与资本利益分配，让利益相关方更多地参与价值链利益分配。
领教工坊创始人、管理学家肖知兴说，从他多年来的观察看，那些真正能够做大做久的企业，都不是“为老板打工的企业”，而是“共同的事业”。如华为的“不让雷锋吃亏”，顺丰的“让一批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海底捞的“双手改变命运”，德胜洋楼的“让农民工成为绅士”，木屋烧烤的“成就平凡伙伴”等理念、机制与实践，本质都是通过民主化、普惠化的参与、激励和分享，打造命运共同体，让事业生生不息、长治久安。
肖知兴说，华为最早真正的飞跃不是请IBM做咨询，而是在1995、1996年，把员工薪水调到跟外资企业员工一样。那时在外企上班三四千块钱一个月，内企两百块钱一个月，深圳高一点，也就五六百一个月。华为从五六百直接提到三四千，这是什么样的魄力？逻辑很简单，它的对手是朗讯、摩托罗拉，你得跟竞争对手一样的价格，才能招到好的员工。“在此之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间有这么一堵柏林墙，华为把这堵柏林墙给拆倒了。”
“海底捞的道德激情是什么？双手改变命运。海底捞的员工基本都是农民工，早期都是从四川简阳走出来，一米四几、五几的小姑娘，跑到大城市，被歧视甚至被侮辱。张勇说，海底捞要建一个平台，让你们用双手改变命运。不看户口、不看学历、不看背景，只要你愿意干，能服务好，你就能做到领班，做到店长，做到大区经理。做到店长后就能获得一定比例的利润分享（包括徒弟再开店的利益分享），年薪可以有几百万，还配保姆、配司机。”
张勇曾说，我不在意赚多少钱，目标只有三个，第一是创造公平公正的工作环境，第二是让跟我干的弟兄们能用双手改变命运，真正激发潜能，自然而然、由内到外地把品牌做起来，第三个目标才是把海底捞开遍全国。“要让员工对顾客好，你就必须对待员工像家人一样好，这是海底捞的价值观和底层逻辑。”
我在研讨中碰到了木屋烧烤的创始人隋政军。他是山东人，1991年到深圳闯世界，2003年辞职创业，创立了木屋烧烤。
隋政军在连锁发展过程中踩过一个“坑”。在他刚有10家店时，负责出品的200多号员工组织了一次罢工，他们包下一个饭店，把隋政军等管理层找去，当场递上一封信，写了10条，包括出品间的人可以由他们任命，工资由他们来调整等。这件事让隋政军形成了“人才是靠不住的”的管理哲学。
创业第六年，赶上用工荒，隋政军给员工涨了50%工资，还是留不住人。2015年木屋烧烤继续扩张，冬天出现大面积亏损和资金链断裂，他卖房子，当掉父亲的房子，才得以维持公司生存。
隋政军的真正突破是在领教工坊学习时的思维改变。当时他为木屋烧烤设计了一个“高大上”的使命：“打造中式生活空间，为中华餐饮饮食文化走向世界而奋斗”。肖知兴一看，立即反对，“这个使命完全无法让你的员工兴奋起来”。后来口号变成“百城千店，有我一份”，再升级为“成就草根人才”，再到“成就平凡伙伴”。
隋政军说：“从本质上说，我就是个典型草根，第一份工作在深圳当保安，靠自己拼搏奋斗发生了质的改变。我想我的使命应该是带着普通员工们一起改变自己的命运，享受美好生活。”比如，凡是木屋烧烤的老员工，无论是厨房阿姨，还是扫地大叔，只要工作满三年就有资格在公司抽签，获得门店一定的投资份额。他将门店分红权逐渐放给员工，从10%到50%不等，门店分红比例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放宽，并让更多员工享受到企业发展的红利。
每家企业情况不同，不可能都沿用海底捞和木屋烧烤。但这些企业成功的背后，的确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共创共享，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实现普惠式发展。这一点正越来越普遍。
今天很多企业都在暗淡时刻。但也有很多企业，展示出坚不可摧的生机与活力。
这个时候，是思考本质性问题的时候：
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要做企业？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会继续分析。
下一个美好时代在哪里？
这篇文章仅仅探讨了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两个命题，但它们都展示了对称性的重要：
当你把高碳的、熵增的东西加给外界，它们必定向你还击。大量急功近利、坑蒙拐骗、损人利己的行为都是熵增行为，既伤害外部环境，也扭曲自己的灵魂。下一个美好时代，需要和谐、节制、智慧、有价值的增长。
这一轮全球化受挫于资本与劳动利益分配的失衡。政客抓住失衡，强化脱钩迷思，进而加剧地缘政治冲突。可见资本和劳动利益的过度不对称，一定会被校正，并且付出惨痛代价。
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在外部环境越来越不确定的情况下，向往美好并不是奢侈的梦幻，而是一种激励自我的挑战。我们的生命、精神和未来如何更加对称和平衡？这是无法回避的思考和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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